秦晓鹰    
    　　我最初对“智囊”的概念有点感受是在近30年前。当时学术界、思想界和政界中不太广泛地传看着一本“内部读物”，书名为《出类拔萃之辈》。这本书记录着当时美国约翰逊政府决策圈中的许多轶事。如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乘飞机前往战区时，仍在背诵日语单词。又如助理国务卿邦迪年轻时怎样记忆力惊人，他竟在口若悬河般地宣读一篇论文后告诉为之鼓掌的师生，他刚才念的讲稿不过是白纸一张！书的作者所以称这些决策人物为“精英兼智囊”，为“出类拔萃者”，意在讽刺、讥笑这批高智商的人物竟会执意打一场愚蠢的越战。    
    　　后来，在研读世界当代历史、政治、经济中，更多地接触到“精英”（elite）一词。但让我十分惊讶的是，这词用得最多之处是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、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著述中。一大批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亚洲知识分子在历史巨浪中，推波助澜，左右时局，乘势而上，争夺政权。这些人被冠之以“精英”名号。但是由于时局的动荡、国家命运的颠沛，他们只能做“乱世之奸雄”，成为已有制度的挞伐者、斗争者或者颠覆者，没有机会在平静的环境中实现其理性治国的长远计划，“精英”的概念也就跟“智囊”错开了。    
    　　和平时期，我们中国的民间向来都有许多“大隐”，他们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“合力”。一方面，人才济济、精英繁盛的社会，是一个生机勃勃、潜力无穷的社会;另一方面，只有社会中的精英真正走向上层，成为国家政权的顾问者、发言者，这样的社会才可以称为“文明”社会，这样的政府才能称为高效而开明的政府。